法租界时期上海的法国足迹（1849-1943）I

在上海这座兼具世界性和现代性的城市中，蕴含着深厚的法国文化和法国情结。早在1849年，上海，这座被称之为东方的巴黎城市，就与遥远的法国联系在了一起。上海的法租界自1849年诞生，至1943年交还给中国，这90多年间给上海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文化足迹。追寻着这些足迹，能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上海、发现上海。另外通过这场追寻法国足迹之旅，这个充满梦幻和浪漫色彩的国家——法国也向我们揭开了其神秘而生动的面纱。

那么，中法文化的精髓到底是什么？上海和法国之间，究竟存在着哪些密切的联系和情结？让我们回到法租界时期，开始寻找上海的法国足迹。这场旅行能让我们找回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是一种上海法国精神，充满了东西方魅力。本文主要通过三个部分来进行这场奇幻之旅：上海法租界向我们娓娓道来其形成及发展；一些法国人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独特的足迹；最后，在上海矗立着一些带有法国风情的建筑，它们与海派文化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见证着这段传奇而丰富的历史。种种的法国足迹都让我们对海派-法国文化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并且我们能在这种特殊的文化中汲取一种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上海-法国精神。

1 上海法租界

1.1 法租界的形成

1842年是上海改变自身命运的一个起点。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与英方签订了《南京条约》，将上海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这就意味着上海成为一个贸易自由港，从此上海与西方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1843年11月7日，上海正式开埠。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到达上海，促使上海地方当局正式圈出外滩一带的土地，专供外国人租地造屋之用。到1845年11月29日，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经多次交涉后，由宫慕久公布了与巴富尔商定的《土地章程》，（又称《上海租地章程》）。于是，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块外国人的居留地，即后来的“英租界”。

看到英国人已捷足先登，法国人也不甘示弱，力图奋起直追。其实在这时期之前，“法国曾有过强有力的舆论活动，以商会为首，明确表示过赞成和中国建立通商关系。”（梅朋， 傅立德1983：3）另外，“法国商会对中国愈来愈感兴趣，政府方面最后也考虑到，要在两国之间建立正常关系，唯一有效的办法是专门派一个使团去和中国谈判”。（梅朋， 傅立德1983：4）再三考虑之下，法国政府任命了“谨慎机智”（梅朋， 傅立德1983：4）的剌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为特命全权公使，派遣了一个庞大的使团赴华。使团成员不少都是商界的代表。1844年10月24日，剌萼尼在广州珠江的黄埔，在“阿基米德”号上与中国签订了“中法五口贸易章程”。这个共计三十六项条款的条约为中法贸易关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其中第二十二款与上海等通商口岸有着密切联系：“凡法兰西人……至五口地方居住，无论其逗留时间之长短，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法兰西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 （梅朋， 傅立德1983：11）

这时候，为了确保法国在中国应有的地位和威望，法国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前途，以及为法国商品开辟销售市场，法国政府决定派一名特殊人物来担任驻沪领事。他就是敏体尼——“他不仅是一个骑士式的人物，几乎是一个小说里的英雄人物，而且是法国的一个伟大而聪明的臣仆。” （梅朋， 傅立德1983：19）敏体尼使所有接触他认识他的人都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印象，不知不觉被他所吸引。这离不开他身上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气质和高贵的品质：1849年冬天遇到了严寒和饥馑，敏体尼不仅组织救济和捐助活动，并且慷慨解囊，自己每月的薪金不到238元，捐款却达到了80元。由于饥荒，在一个晚上有一个盗贼企图潜入领事馆。逮到盗贼后，敏体尼原本打算把他送到县衙门，当看到他赤裸身体，冻得厉害，顿时起了怜悯之心，实在不忍这样做。敏体尼叫人把他从头到脚穿戴整齐，给他一些钱叫他走了。另外，作为驻沪领事兼宁波领事，有一次当他乘船到宁波去时正巧遇上强盗袭击船只，他开枪保护遭难船只。这个集中了“法国人最美好的优良品性” （梅朋， 傅立德1983：28）的人物——敏体尼，在上海担任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站在了开创法租界的最前列。

经过8个月的旅程，这位驻沪领事终于踏上了上海这块土地，陪同他一起来的有他的家眷和一位佣人。到达上海的第三天，他就找到天主教江南教会的主教赵方济商议租地事宜。他果断租下位于洋泾浜和县城之间的一块地皮，将房屋及其四周稍作整修后就宣布法国驻沪领事馆正式开馆，从1848年4月开始，法国三色国旗在这块土地上冉冉升起。

法国领事馆建立之后，敏体尼借雷米（Rémi）来信要求租地经商为由开始与上海地方官商谈租地事宜，这也是他来上海的一个重要使命。经过八个多月艰辛漫长的交涉和协商，敏体尼与新任的上海道台麟桂签订了辟立法租界的协议。1849年4月，上海道台公布划定法租界界址告示：“本道台会同法国领事敏体尼勘定上海北门外一处地：南至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冬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注明界址。” （梅朋， 傅立德1983：43），至此上海法租界正式形成，共计986亩。此文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上海法租界的诞生，也是上海法租界的宪章。 此外，文件还提到“倘若地方不够，日后再议别地”，这为日后法租界的扩张埋下了种子。

1.2 法租界的三次扩展

“谁会想到这个曾经肮脏不堪的地方竟然发展成为世界大都市，而且被人称为‘东方巴黎’”？法国作家吕西安·博达这样问道。是的，那时的上海绝没有现在这样雄伟奇秀，富丽堂皇，法租界的土地上亦是如此。跟占地199公顷的“邻居”——英租界比起来，66公顷的法租界实在算不了什么。法租界刚刚成立后的几年中，法租界的土地上仍是荒无人烟：只有几个传教士，商人寥寥无几，几间农民的茅草屋勉强地伫立着，周围是商人或是艺术家生活的贫困街区。“它那平庸的外貌具有一种令人可怕的单调乏味的气氛”。（梅朋， 傅立德1983：16）

然而，法国人天生就具有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小刀会事件使得法国感到英国方面太容易忘记法国的“权益和尊严”，加之一开始就对三国租界统一屈居英国之下很不情愿，于是以此为借口，拒绝服从工部局管辖。当时爱棠（Edan）出任法国驻沪领事，提出应该使用武力去保护法租界的独立，如同保护法国国旗一样。1869年，驻华各关系国公使同时批准英美租界《土地章程》和法租界《公董局组织章程》，从法理上承认了法国在法租界的独立管理权，法方在划定的区域内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

此时上海法租界已然成为了法国的专管租界，由法国驻沪总领事代表法国政府予以管理，其管理制度被称之为“领事独裁制”，在驻沪总领事领导之下，设有公董局（前身是上海法国筹防公局）、警务处、会审公廨等管理机构，分别行使行政、警务、政务等各项权利，另设有专门的议事委员会，这时候的上海法租界已成为“国中之国”。

上海法租界自开辟后经历过三次扩张。第一次扩张可追溯到1861年。1860年底，法国代理驻沪领事爱棠以“要求租地的法侨日多”为由，向中方提出扩张要求。经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与恭亲王奕訢谈判，同意将上海法租界的边线延长至小东门外直通黄浦江之小河沿，使法租界东南的界限扩展到了小东门附近。次年三月初十，即1861年4月19日，勘界立石完成，即为法租界的第一次扩张。与英美公共租界不同，上海法租界实行的是另外一套管理模式和运作方式，呈现的是一种别样的街区构造和文化特点。其实当时的英美公共租界并不是最为热闹的，每当夜幕降临，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竞相朝法租界奔去，因为那里生机勃勃，热闹非凡：到处都是饭店，电影院，剧院以及日益增多的赌场和鸦片烟馆。

法租界的第二次扩张在1900年实现。经与英国的协调，继对清政府软硬兼施，法国驻沪领事白藻泰（Georges Gaston Servan de Bezaure）终于在1900年1月27日与上海道台余联沅签订推广法租界布告承认上海法租界扩展界址：界址西推至关帝庙（今金陵西路、淡水路东北侧）、顾家宅（今重庆南路北西段），南抵丁公桥、晏公庙、打铁浜（今自忠路、顺昌路、太仓路），北至北长浜（今延安东路、连云路、金陵西路），城河浜（今老西门外人民路、中华路一段）。[1]通过第二次扩张，法租界面积增扩85公顷，总面积达到144公顷。所扩习称“法新界”，原法租界为“法旧界”。

然而这还不是上海法租界在历史上所记载的最大的面积。1914年，上海法租界实现了第三次界域大扩张，最终使总面积达到了1022公顷：今重庆路以西、华山路以东淮海中路地区，均被划入法租界管理范围，延安中路以南约占总数1／10土地划入法租界。上海的城市化速度也因此大大加快。

法租界历次扩张示意图（信息来源：上海志地方志办公室）

法租界历次扩张面积增扩情况表（信息来源：上海志地方志办公室）

面积单位：公顷　

此表清楚地展示了上海法租界从成立到发展的足迹。毫无疑问，它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处于上海的转型期，中产阶级壮大，一个新时代的富裕阶层诞生了。对于生活在上海的人们，无论从政治、经济、娱乐、还是社会事务，法租界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1.3 对法租界的整治管理

“一只巨大的怪物”，一位巴黎的记者曾经这样形容之前的上海。若我们想想这一切仅仅是近一个世纪的苦心经营的成果，上海巨大的变化就愈发愈使人惊讶了！

的确，必须要有人证明，才能想象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在1848年的时候几乎是一片不毛之地:“土地上没有一点儿树木，有一半淹在水里”，“到处是坟墩，低矮肮脏的茅屋，其实只是竹子和干泥搭成的破棚子”（梅朋，傅立德1983：16）……总之，这是能想象到的最丑的地方。

然而在这块最丑的地方，法国人以独特的治理方式和富有建设性的想法让这块土地焕然一新。自1862年起，法租界就有计划地进行公共道路建设和黄浦江堤岸的建设。在城市规划和美化的努力中，人们可以看到巴黎街道在上海的延伸。如今我们在复兴路、衡山路、高安路、华山路等道路看到的郁郁森森的法国梧桐，都是当年法租界公董局种下的。之后，第一批整治工作全面启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座桥横跨在洋泾浜，连接了对岸的英美租界；为欧洲人设立了专门的医院；第一批道路整治工作也开始了。在1938年，公董局又拟定了一项整顿及美化法租界的方案，正是这些计划直接决定了区域街区的构图，这一时期，也标志着现代都市的新规划理念的实施和新建筑材料的具体应用。

上海法租界给人的印象可以用八个字概括：规划有序、管理严格。法租界所有的开发和治理工作全部由公董局指导实施。法租界街区内的广告牌设立，路灯安装，人行道驻杆的设置，自来水龙头的安置都可以在公董局的年报和公报中找到记录。当我们整理阅读上海法租界的相关文献档案，便能够发现其章程条例多，管理细致严格。无论是制度的构建还是具体的实施，都配备有相关的章程法规、条例通告。从1865年，法租界就开始制定并实施各种城市管理的制度和规则，包括公共卫生制度，交通规则等。试举：《公董局组织章程》、《法租界会审公廨办法》、《法租界公董局警务路政章程》、《顾家宅公园章程》、《上海法租界学校卫生规则》、《上海法租界改善人行道案》等等。其细致具体程度另人乍舌。在一定的权利框架中，法国人按照自己独特的理念经营着上海的法国区。

在法国驻沪领事的领导下，上海法租界的行政官僚们奉行的是雅各宾派传统。“法租界呈现的是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不同的价值观。他的组织架构源自雅各宾传统，相信国家才能实现各种普世价值”。（白吉尔2005：130）法租界的管理者们力图遵循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服务理念，来创建一个宜居舒适安全的环境。

19世纪末，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成立，向市民供应自来水。但公司要求与有支付能力的顾客之间签订供水合同。然而法租界则向英国公司买水，通过公共龙头，免费向全体居民供水，包括中国居民在内。另外，无线电报在中国运用于新闻传递也应属法国人的功劳。20世纪初, 法国人在上海法租界顾家宅设无线之声,使中国人可以和欧洲人一起及时得知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新战况。

上海法租界拥有鲜明的特色，这不仅仅体现在其管理模式、整治方法、街区规划等方面，也反映在法租界路名的管理和命名上。法租界建立初期并没有进行路名管理。1869年，公董局董事会决定在这个法租界内编排门牌号码，并设立路名牌。路名命名方式和英租界初期相似，大多以附近建造物命名，如公馆马路、老北门街、自来火行东街、八仙桥街等。1865年之时，出现了以两艘法国军舰命名的道路——贞德路和科尔贝尔路。20世纪初，法租界筑路20多条，为了方便管理，公董局将南北向干道用中国的山命名，如华山路，衡山路，狼山路，峨眉山路，佛山路，天山路，寒山路，梅林山路和泰山路；东西干道用中国的江河命名，如柳江路，西江路，闽江路，乌江路等等。1906年10月，随着法租界的扩展，原有道路路名不易辩记，法国人开始思考如何在路名上彰显自己的特色，于是便采用人名，以此来纪念对法租界作出贡献的人们。详见下表：

1906年法租界道路更名表（部分）

数据来源：上海市档案馆“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此后，法租界除了公馆马路、菜市路、圣母院路、徐家汇路等少数道路沿用原路名之外，其余多用人名，尤其法国人为多。这些人包括驻华公使、公董局董事、历届驻沪领事等等。

有一种现象值得一提，那就是后期以法国文化名人来命名法租界的道路越来越多了，如高乃依路，莫里哀路，马斯南路。还有以工程师、律师命名的，如蒲石路，望志路。甚至以传教士来命名的路也不少：金神父路、劳神父路、赵主教路等等。

从法租界的形成历史，到法租界的管理模式，再到街道命名，这些都如一面镜子，折射着法国多彩的文化。虽然时过境迁，但是这一切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展示出别样的美。

未完待续~

[1]参见：上海地方志办公室资料

[法]白吉尔著，王菊、赵念国译，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法]史式徽著, 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 江南传教史,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吕超，海上异托邦，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马长林，租界里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史梅定, 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BergèreMarie-Claire, Histoire de Shanghai, Editions Fayard,2002

BrossolletGuy. Les Français de Shanghai 1849-1949. Paris : Editions Belin. 1999

HavretP.Henri. La Mission du Kiangnan,son histoire, ses oeuvres.MerschImprimeur Editeur, 1900

Le Souvenir Français de Chine, octobre 2010. No.41

Le Paris de l’Orient-Presencefrancaise a Shanghai. 1849-1946. Musée Albert-Kann et Archive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2002

MAYBONCh. B. et FREDET Jean. 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Changhai. Librairie Plon, 1929

Murphey Rhoads, Shanghai,key to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IAR Jean-Michel,Shanghai à la française, SerreEditeur, 2005

The little blue book of Shanghai, Isida, 1931

Le Petit Futé Shanghai2009-2010, Nouvelles Editions de l'Université,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