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8日，中译法文图书奖傅雷翻译出版奖在位于上海淮海中路的爱马仕之家颁发。

颁奖典礼翌日，11月29日下午，小编来到了上海爱马仕之家参加了2015年傅雷翻译出版奖两场文学讲座、小型酒会。

两场文学讲座的主题分别是“家庭、传承、灵感”和“中国文学创作与阅读中是否存在哈法现象？”。

第一场主题为“家庭、传承、灵感”讲座的参与嘉宾，有法国作家玛丽·尼米埃、菲利普·托赫冬和中国作家王安忆。两位法国作家的作品今年先后在中国翻译出版：《沉默女王》（译林出版社）、《外婆》（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这两部作品均是以家庭为题的自传体小说。王安忆女士是《长恨歌》的作者，也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主席，与著名艺术史学家朱青生先生共同受邀作为2015傅雷翻译出版奖的特邀荣誉嘉宾。该讲座由法国文学翻译家、本次翻译奖评委会主席蒲皓琳女士担任主持。

对谈中，三位中法作家从各自的家庭传承出发，结合自己的文学创作经历品读了人物塑造中的灵感来源以及童年对他们产生的重要影响，发表了对于文学创作的独特见解和感悟。

王安忆在谈到《长恨歌》的创作时，说到“写这本书距离现在已经有21年了，如果今天来看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太年轻了，太残忍了，今天我写的话，可能我会仁慈一些。我的意思是说人的经验其实不断地在修正你的生活，你的认识，会使一些很尖锐的东西变温和。”于是蒲皓琳提出一个问题：“您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阅历的丰富，您在其他新的小说当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是怎样的过程？可惜后面有一些作品没有译成法文，所以我很想了解这个过程。”

王安忆的回答很有意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还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写实主义者，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完全的根据，我就很难无中生有，这个是我比较笨拙的情况。但是我又是一个虚构者，我又不太会把一个完全真实的人写在我的小说里，不太允许一个完全真实的人在我的作品里面出现。所以最合适做我小说人物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绯闻、八卦’。我们这个城市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八卦，八卦特别的多。所以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讲，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八卦很有趣，正好处在真和假之间，所以你既可以顺着它的逻辑去想象，又可以给它添加一些东西。它有一个非常模糊的边缘，这个模糊的边缘可以不断地扩张。这种写作也有些危险的，因为有时候也会有人找上门来跟我说“你写的是我，可是你写得不太好，我很不高兴”。碰到这种时候我也觉得很难为情，觉得很对不住他。你知道我们就是处在这样的夹缝当中，我又要写得像真的一样，但是事实上我又不想伤害他。”

玛丽·尼米埃觉得自己的作品和王安忆女士非常的接近，有“八卦”的成分。因为她也是从很多传闻、很多故事当中来重塑一个父亲的形象。由于她在五岁时就失去了父亲，其实对父亲没有任何有意识的记忆。她其实是希望通过写作寻找这个记忆，这就和王安忆女士提到的素材是来自于传闻和八卦的情况类似。其父亲的形象也是在这些传闻和八卦中得到重塑的。对她来说，写作是一个认知的过程，也是一个再认知的过程。一般来说都是父母生完孩子之后就到市政府去注册，或者是给孩子洗礼等等，以承认这个孩子的诞生。但对于她来说是反过来再去追认父亲。

菲利普·托赫冬也写了一部小说叫《外婆，外婆》，进入了外婆的世界。菲利普谈到了自己写作动机时，第一个描述的场景让人动容：“我写这个小说的想法来自于我外婆入葬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经常睡在我外婆身边，我外婆经常打呼噜，有的时候声音很响。在她呼噜声间比较静寂的时候我就很害怕，害怕外婆会死，想外婆会不会离开我。我15岁就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外婆就一直都活着。当我40岁的时候外婆去世，这个时候我很悲伤，尤其葬礼的那一天我感到非常难过。这个葬礼在诺曼底一个小村庄的教堂里举行，这个教堂很小，就装不下所有为外婆送行的人。我的外婆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村民，并不是一个社会地位非常高的人，但是从葬礼当中我们看到她和世界的联系，以及她周围所有的人对她的爱，就这个时候给了我非常大的触动。“

小说的灵感源于生活。菲利普的小说中有一句话非常有画面感：“诗歌是就是充满气味的童年”。菲利普·托赫冬如是解释这句话：“我们怎样进入文学？通常我们觉得可能通过去阅读莎士比亚、兰波等，可以进入文学，但有的时候很多东西可以给我们打开一扇进入文学的门，譬如餐桌就是这样一扇神奇的门。譬如看到餐桌上的苹果酒的时候，闻到苹果酒醉人的气息，我似乎立刻就进入兰波最终的意境当中去了。”

第二场“中国文学创作与阅读中是否存在哈法现象”座谈的嘉宾有著名作家孙甘露和文学史专家陈思和。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董强为本场对谈的主持人。三位专家从各自不同的领域及经历出发，探讨了法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等议题。法语文学翻译家马振骋亦来到现场，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中法文化研究深入的两位学者也指出法国文学这一“文学中的文学”的确对中国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陈思和从从文学史角度，精辟地概括了法国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的重要的影响：“在中外文学关系中，据我的认识，法国文学最早打动了中国人的心。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一本翻译小说就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当时严复写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我觉得中国的留学生分两种，一种留学生是到英美去，一种留学生到法国和日本去。我感觉到法国留学的多半是革命家和艺术家，到英国、美国去的多半都是学者。从文学创作来说，后来中国的文学艺术基本上都是笼罩在法国文学的影响教育中。艺术上像林风眠、徐悲鸿，一路下来中国的大画家基本都是在法国。从革命者来说，除开留法的中共高层领导，作家里面以巴金为例，巴金当年就自认为自己是革命者，跑到法国去了；诗人也有很多，譬如艾青，梁宗岱等，一批最卓越、最活跃的，具有革命性的艺术家和作家都去过法国。因此，法国的自由精神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中国人。”

孙甘露从作家创作的角度发表了自己对法国文学的看法：“浪漫派的小仲马、大仲马，还有巴尔扎特、雨果，他们的书实际上在五六十年代就有大量的翻译。我个人印象里读到最早的法国小说是《红与黑》。新小说派以后的作家在中国的社会反映就不如此前的那些。若谈到80年代以后的法国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我觉得这好像有两个不同的面向，一个是法语本土的作家，包括新小说派的这些，尤其是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杜拉斯的《情人》，这部书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远远越出了一般的文学界或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在社会上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再往前一点，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有很多移居到法国去的作家，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广泛的社会变动的结果。”

孙甘露对中国早年留法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刚才思和讲到有一点，令我想起很多事情。就是中国早年留法的包括革命者、艺术家，我觉得这是蛮有意味的。在我看来，法国当代文学确实对中国社会、思想界，或者是文学界，有一种革命性的作用。譬如萨特、加缪这样的作家，他们从街头渐渐地转回到书房里去，我想在座的都知道。像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派，他们的影响在八九十年代那个时期，一部分是唤起了对语言本身的革命性看法，当然可能是从索绪尔的语言学发展过来的，但是对语词本身含义产生挑战性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单个的词语放在上下文当中，即放在一个语境当中才可以获得新的意义，或者说获得不同的看法，语言的层面可能有新的可能性。这个东西我觉得实际上对当时的一大批年轻人产生了影响。这个才是当代法国文学当中比较重要的一面。当然我觉得还有更多的，包括法国戏剧家、诗人，也有很多他们改编的电影，包括法国的音乐、绘画，实际上是产生一个比较全面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小说，或者说仅仅是文学的影响。实际上这几十年，对法国文化艺术的介绍是非常大量，非常全面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这个影响肯定是很深远的。”

董强讲到一个现象，引起现场大笑的同时，也引人深思：“现在大家都很看重诺贝尔奖，法国作家在差不多隔了五、六年之后有两个作家得奖。对此，我个人有一个亲身体会，就是他们得奖的时候我们这些做翻译的，或者是研究人员比他们还要忙。很多媒体的年轻人在他们得奖的时候赶紧打电话：‘董老师你给我介绍介绍这个作家。’说明这些作家当时得奖的时候在中国的影响力并不大，或者是知道的人并不多，所以记者希望我能够在电话里用五分钟给他上一堂课，有东西写。尤其是莫迪亚诺，当时他得奖是早上七点钟，我到晚上十二点电话都没有断过。我母亲说，‘是你得奖了吗？’，我说‘不是我得奖’。就证明了这个“哈法”现象，它确实有一定的取向性，或者是阶段性，或者是年龄群，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说到萨特、加缪，所有喜欢法国的都读过，都知道。加缪的《局外人》当时中国很风行，还有一本风行的大家都知道，《小王子》，所有喜欢法文的都知道。但是涉及到勒克莱齐奥、莫迪亚诺这些大作家，知道的情况就比较少。”

接着三位嘉宾讨论了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语言、内容等的发展。

著名翻译家马振骋最后做出了一个精辟的总结：“今天讨论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变化的文学，包括变化的人、变化的世界、变化的语言。譬如你在翻译上也是这样的，在文学中间也是这样的。法国文学从拉伯雷慢慢到现在为止，有很多原来不是法语作为母语的那些作家来创作。这说明文学越来越丰富，大家都把本民族的好的一些东西带到法国文学里面。这些方面我们翻译的时候特别可以体会到。有的人生在法国，从小学法文，母语是法语，还有我要说的是，比如孙甘露提到的克里斯蒂娃，还有昆德拉等，他们的母语原来不是法语，到法国之后开始欣赏法国语言，觉得用法国语言可以表达他们更丰富的思想。一方面法国语言能开拓他们的思维，另一方面，他们也给法国语言带来了新的东西。刚才还提到变化的人，如果用原来的白话文，一百多年前的白话文翻译现在的小说是不可能的。白话文发展到现在，恰巧都契合在一个点上，发展到现在是最适合翻译外国小说的。语言你起初会觉得很别扭，但讲着讲着就习惯了。我们有一句话叫‘诗意是一种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最初看到谁都觉得别扭，但慢慢你就知道了，他这句话就是说，翻译中不可能把诗意翻译出来。譬如蒙田有一句话，他说‘人心有无数的表面，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底’，那么这句话翻译出来中国人就明白无非是人心难测的意思。所以语言第一要懂，要明白，不要去管它合不合逻辑。”

傅雷翻译奖这次文学讲座，内容深刻而丰富，也给予了小编学术上的启迪，对于如何认识中国文学作品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小编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许多前辈诸如优秀的译者在努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中法文化交流的趋势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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