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领骚文坛，著译等身

    柳鸣九，1934年生，湖南长沙人。1953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历四载毕业后，赴中国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1964年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1981年后，多次赴美国、法国进行学术考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笔会中心会员。他一生潜心研究，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勤奋写作，可谓著译等身。下面是他的一份多有遗漏的著译目录：

    学术专著：《法国文学史》(上、中、下三卷，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自然主义大师左拉》。

评论文集：《论遗产及其他》、《采石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散论》、《世界最佳情态小说欣赏》、《世界最佳性态小说欣赏》、《理史集》、《凯旋门前的桐叶》、

散文集：《巴黎对话录》、《巴黎散记》、《巴黎名士印象记》。

翻译与编选：《雨果文学论文选》、《萨特研究》、《新小说派研究》、《尤瑟纳尔研究》、《马尔罗研究》、《法国浪漫派作品选》、《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法国心理小说名著选》、《法国短篇小说选》、《法国散文选》、《莫泊桑精选集》、《左拉精选集》等。

主编：《西方文艺思潮论丛》(7辑)、《法国二十世纪文学》 丛书(70种)、《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10种)、《世界心理小说名著》(丛书13卷)、《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15 卷)、《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18卷，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世界散文经典文库》(8卷)、《雨果文集》(20卷)、《诺贝尔奖获奖者传记》丛书(已出14种)等。

    可想而知，要完成如此大量的著译、编选及评论，需要对世界各国文学有多么深入的研究，需要多么深厚的文艺理论来作指导，需要多么广博的东、西文化知识来供比较，需要多么娴熟的中外文字功夫来供驱使，更需要多么坚韧不拔的精神与毅力来持之以恒。治学犹如打仗，没有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难于成其大事的。有人将近代湖南长沙人所具有的人文精神和品格概括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和“经世”(经国济世的远大抱负)、“爱国”(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务实”(不尚空谈的务实作风)和“奋斗”(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我们相信，从小就在长沙生活、求学的柳先生，一定在耳濡目染中受到湖湘文化的熏陶，一定从长沙的这种人文精神中吸取到力量。众所周知，无论是打仗还是治学，都有一支不可小视的“湘军”。1920年1月，新文化运动的主帅陈独秀在一篇题为《欢迎湖南人的精神》的文章中写臣：“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都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塞’、‘打死仗’的书生！”历史如此，现实亦然。柳鸣九先生正是带着这种坚韧不拔的“湘军”精神，走出长沙，走向京都，走向世界。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纵横驰骋、一领风骚的。柳先生信奉的人生真谛是要“有所作为”。他说：“虽然中外均有不少彻悟出世、超凡脱俗之士曾提倡过无为的人生，但所幸从者甚少，且亦难以做到，若人群皆以无力为本，人类恐怕还处于茹毛饮血的原始阶段。正是人的有所作为，推动了人类的进步……最深刻、最有力的彻悟，是西绪福斯推石上山的有所作为性的彻悟。个体人在推石上山时所要付出的艰辛，足以使他内心感到充实。当然，西绪福斯推石上山也有不同的境界与层次，当其理想目标、坚毅精神、艰苦奋发达到了促进人类进步的境界与层次时，其人生即为充实的人生，即为超越死亡线上的不朽的人生。”柳先生的治学实践正如他本人所言，就是这种楔而不舍、奋进不止的推石者的实践；他所推的石头，就是阻碍中外文学、文化交流之路的巨石；他就像一个不辞辛劳的搬石工，将这些石头一块块搬掉，开辟出一段又一段中外文化交流的坦途，使自己充实的人生达到了促进人类精神文明进步的境界与层次。

    二、三卷史书，二十年艰辛

    我们知道，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创造了灿烂文化与悠久文明的伟大民族，作为它光辉文化的一部分，法国文学以其丰富多彩和敢为人先而著称于世。正如法国历史曾给予世界历史以重大影响，法国文学也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世界意义。但是自林琴南首先译介小仲马的《茶花女》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还没有一部由中国学者编写的法国文学史来供人们阅读研究。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才由柳鸣九先生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他带领他的同仁，从酝酿到写作到出版，历经20来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向读者奉献出一部填补空白的《法国文学史》。该书分上、中、下三卷，分别于1979年、1981年、199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l10余万字，内容从中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期。

    很多人认识柳鸣九先生，都是从他主编的这套《法国文学史》开始的。本文无意也无需对这部文学史在此作学术评价，因为，该书已获国家图书奖，其成就已得到公认，其研究成果已被大量引用与借鉴。笔者只想在此指出一点，即该书是“把思潮、流派、作家、作品放在阶级斗争的背景上加以考察和说明”的，是“根据‘它们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给予不同的评价”的，这就引起了某些人的异议，特别是对成书于“文革”中的上卷，认为编著者不应对文学问题作什么“阶级分析“。对比柳鸣九先生有自己的看法。前几年，他在一篇评介巴尔扎克的《高利贷者》的文章里分析人物典型时写道：

    其实，阶级分析的方法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它并非斯大林主义的特产，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法，其发明权是法国19世纪资产阶级历史学派中的史学家。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期、任何阶段，人总是以其在生产过程与分配过程(包括经济利益的分配与政治社会权益的分配)中的不同作用、不同地位、不同境况而群分的，这个“群”，就是阶级。这是客观事实，它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只不过，一个社会的阶级如何划分，是大有讲究的。占有统治地位的“群”、集团、阶层、阶级，如何划定阶级，如何制定阶级关系的准则与阶级间的规范，往往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依据的，因而，它所划定的阶级界线、所排列的阶级品位、所制造的阶级舆论，是否符合社会生活中的客观的阶级状况，往往大有问题，如果它还以这种划分、品位、舆论意识形态为依据，摘一些阶级斗争，兴X灭X之类的名堂，那么，社会中其他人群、阶层、阶级可就遭殃了。尽管如此，真正科学的、公正的阶级分析却仍不失为一种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不能弃之若敝屐。“十日井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淮南子·木经训》)，固然要不得，如果后羿把十个炎炎烈日都射了下来，那显然也不可取。

    诚如柳先生在这部文学史的前言中所说：“从九世纪开始，法国文学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这一千多年的历史是法国从漫长的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又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在法国出现了形态最完备、发展最充分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也发生了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后，这个国家又一度成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法国文学就是这一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并且像一面清晰的镜子，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社会现实。”笔者认为，编著者将各种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结合当时阶级斗争的社会现实进行考察、分析、评价，这不仅是很自然的、也是文学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常识，即使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再回过头来总结评价，也会根据当时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运用阶级分折的方法来考察它们在历史上是否起过进步作用。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也正如编著者所言：“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和我们的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一定是难免的。”修正错误，坚持真理，这是每一个治学者所应具有的品质。但无论是修正错误，还是坚持真理，不仅需要才识，而且需要勇气、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对某个问题人云亦云的时候。

    柳先生对法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另一重大贡献是，由他主编了目前国内惟一一套巨型的当代国外文学丛书——《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多达70种)。值得指出的是，他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独特的研究方法，为这套丛书的几乎每一部(除三四种外)撰写了评论作为序言，完成了用几十篇序言论说100多部20世纪法国文学名著佳作的壮举。显得与众不同的是，他的这些序言，都是对一个个具体的作家、具体的作品进行具体的研究与评价，而很少奢谈什么主义、新潮、边缘、实验等时髦术语。由于柳先生把作品研究和文学研究视为一切文学研究的基础，他所做的工作就不仅仅是借鉴参照，引述国外已有的总结、理论、主义、方法，等等，而是对当代世界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实践中的那些原始的现象、具体的成果、独立的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把理论思潮、作家作品研究与作品译介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为20世纪的外国文学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资料。

    三、名家选评，入木三分

    柳先生不仅是法国文学史及法国现代派文学的评介与研究权威，是公认的“雨果学学者”、“萨特学学者”、“新小说派学者”……他所主编的《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很多都是第一次将法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与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应该说，他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对世界各国文学均有广泛涉猎和深入研究的学者，是对世界文学流派和文艺思潮认识最全面、把握最清楚的专家之一。他所主编的15卷《世界小说流派经典文库》、18卷《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8卷《世界散文经典》，以及已出20卷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等，在读者中引起广泛影响。由于篇幅限制，笔者只在这里简略介绍他近几年着手进行的“鉴赏系列”项目，即由他一人独力编选、鉴评的世界名著名作丛书，具体书名为：《世界最佳情态小说欣赏》、  《世界最佳性态小说欣赏》、《世界最佳世态小说欣赏》、《世界最佳哲理小说欣赏》、《世界最佳风格小说欣赏》。笔者案头有一部柳先生亲笔题赠的《世界最佳情态小说欣赏》，最近又购得它的姐妹篇《世界最佳性态小说欣赏》。柳先生在题赠前者时，自称是“游戏之作”，但笔者在把手闹阎后掩卷而思，却认为不失为一部独具特色的严肃学术专论。

    这部《世界最佳情态小说欣赏》，选收了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最有影响的优秀爱情小说44篇，系统地赏析了世界一流文学大师笔下千姿百态、五彩纷里的男女性爱。其中包括初恋、早恋、单恋、苦恋、精神恋、生死恋、三角恋、黄昏恋、婚外恋。柳先生认为：所谓情态，意即爱情存在的状态、表现方式与活动规律。虽然爱情是中外文学的“永恒主题”，但爱情小说总得写出人的情思情态才行。因此，他力图使本书的选题能展示人类情思情态的各种主要类型与姿势，以及文学作品表现它们所达到的艺术水平，并且从“情态学”的角度对所选作品进行若干分析与鉴评。“情态学”是柳先生的创造。他认为“情态学”是心理学特别是爱情心理学的重要部分，它与眼下大为流行的“性心理学”颇有不同。前者以人类情感活动的形式、状态、根由为对象，后者则偏重于人的生理动因与性别机制。据此，他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即文学应该首先与“情态学”结缘，而不是首先与“性心理学”结缘。他希望人们对“情态学”引起关注，因为这将有助于理解人的内在深度和人的丰富性，有助于文学格调和文学欣赏趣味的提高。

    再看看柳先生的“性态学”。柳先生的定义是：“性态者，性情性格之表征也，这是人性中比情绪情感较为固定、较为恒久的积淀，往往会对人的思维决断、行为方式引起这种或那种影响与制约作用。”他的世界最佳性态小说欣赏，便是对这类小说的选编与鉴赏，也是对性态这个课题的全面探讨。该书收录了34篇世界名作和柳先生写的鉴赏文章，和前面提到的《世界最佳情态小说欣赏》一样，也是洋洋洒洒10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柳先生说：“在这部书里，我力图说出我对人性的一些理解，并无骇世惊俗之心，惟有直言不讳之意。”的确如此，他在这些评论文章里，旁征博引，秉笔直抒，有述有议，对人性的各种性态和姿势进行了深入而独特的面面评说，给读者一种莫大的艺术享受。

    不难想见，如果柳先生不是深谙人情人性百态，而且精研小说文学艺术，在选编与鉴评这些世界名作时，是没有如此开阔的视野，如此独到的眼光与见解的。那一篇篇充满激情和哲理的赏析文字，一扫陈腐的文风，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确不愧为一流选本，一流鉴赏，与时下所流行的某些汇编式“鉴赏辞典”大不相同。

    四、巴黎访谈，名士论艺

    柳先生曾自谦地戏称自己是“土人”，其实，他是我国公认的法国文学界带头人。他勤于思考，学贯中西，博知古今，无论是文章抑或道德，均可称为典范。他一生和法国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不仅年复一年与远离尘嚣和已仙逝作古的文坛泰斗、先哲先贤神交对谈，而且还亲赴法国先后结识了众多当代法国著名作家，和他们谈文论艺。他曾实地感受过像海洋般深邃广阔的法兰西文化氛围，观赏过“变化无穷、足以产生一本新《恶之花》的巴黎街景”。他曾在雨果、巴尔扎克、萨特等名家大师的故居或陵墓前流连忘返，曾经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像雨果一样发出“不平之鸣”，曾经和现代派文学巨匠罗伯·葛利叶纵论“新小说”的短长，曾经和萨特的终生伴侣和战友西蒙娜·德·波伏瓦讨论存在主义的实质，曾经和法兰西学士院有史以来第一位女院士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畅谈法国当前文学的现状，曾经和现代派文学著名作家米歇尔· 布托讨论文学创作中如何运用“百科全书式”技巧，曾经和著名学者雅克·塞巴谢教授讨论法国的文学研究问题，曾经听大出版家克里斯蒂安· 布格瓦介绍他如何主编《l0/／18丛书》，曾经和“诗歌之园的开拓者”皮埃尔·瑟盖斯讨论法国诗歌的发展趋势，曾经和著名小说家克洛德·莫里亚克谈他父亲法朗士瓦·莫里亚克在法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方面是法国当代文学大家，一方面是研究其作品的著名中国学者，神交已久的名士一旦相逢，免不了一番高谈阔论，谈的大多是法国20世纪文学中的重大问题。一部《巴黎对话录》，实际上就是一部法国现代派文学专论。

    笔者认为，我国对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评介与研究虽起步较晚，而且起初还受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左”的影响，但是通过讨论、争鸣，对其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如一些在文坛上标新立异从而引起轩然大波的文学流派、小说艺术哲理、表现手法、作品价值，等等，已经经历了从无视到正视，从单纯介绍或批判到重新评价、从全盘否定到实事求是地进行辩证科学分析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比如对“新小说”、“存在主义”的认识就是如此。这里不拟对以往研究的是是非非加以评判，只想在此提一提《巴黎对话录》中柳先生对于“存在主义”的看法，因为这也许对我们今后的研究有新的启发。

    关于“存征主义”，早在20年前，即1979年，柳先生在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上，就日丹诺夫对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学偏颇的论断长期在中国的影响作了专题发言，以求冲破一些不合理、不切实际的极“左”的条条框框，对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包括萨特的存在主义给予正确评价。翌年，萨特逝世，柳先生又应《读者》之约，写了《论萨特的历史地位》一文，却不料在其后的一次全国性外国文学工作会议上，引发了一个针对该文的“大批判”性发言，说什么“批评日丹诺夫就是耍搞臭马列主义”等。当时，柳先生未作任何答辩，只是在后来以事实即一本《萨特研究》来作答。1981年，柳先生前往法国作学术考察，曾不止一次到萨特墓前凭吊，并且访问了萨特实际上的妻子、同样也是“存在主义”典型作家的西蒙娜·德·波伏瓦。

    对于萨特的评价，中外学者虽不完全一致，但公认他是一位为当代进步正义事业而奋斗的战士、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史上的伟人。值得注意的是，柳先生还把萨特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他认为，萨特虽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可以算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在和波伏瓦的学术访谈中，柳先生特别提到这一点，并且得到了波伏瓦的明确赞同。

柳先生指出，萨特晚年时，就曾明确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最先进的科学。”只是波伏瓦说萨特企图在人自身研究方面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不足这一点还有待商榷。当然，对于把萨特作为人类精神领域中一块高耸的里程碑这样一个重大学术研究课题，出现争议也是在所难免的。

     （佘协斌撰写，原载《湖湘文化与世界文学》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