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称为法兰西的这个古老民族,今天的正式名称是“法兰西共和国"。
缩写字头RF已成为十分常见的标记。

今天，共和制已经成为人们几乎完全一致的共识，但在过去的岁月里，却并非始终如是。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吧：十九世纪时，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共和国的象征，曾经先是革命法兰西，然后是自由法兰西（或称为左翼法兰西），其对立一方是君主制法兰西，或保守派法兰西。到了二十世纪，经双方同意，才一致接受了法兰西共和国或简称为法国为共和制象征。

神圣地被正式写入宪法中的唯一直观象征，是三色国旗，从旗杆起，依次为兰、白、红三色。这面旗帜，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发明的，后来，在帝国时期被延用，但1814年至1830年间一度被弃用，而由白色国旗取代。毫不妥协的天主教右派保皇党，渐渐把对白色旗的崇敬转移到了三色旗上。然而，十九世纪末期，，一直对红旗怀着某种破坏性崇拜的革命极左派，也集合在三色旗下（先是在人民战线时期，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今天，三色旗已被一致承认为法兰西的象徽。

目前，有一种按其地位使三色旗与其它领土的旗帜进行比较的倾向。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市政府大门的三角楣上，在同一盾形纹章里，插着三面旗帜，三色旗居中，一侧是非官方的区旗，另一侧是欧洲兰色星光旗。

马赛曲是另一个正式的民族象征。1792年创作的国歌，在近一个世纪中，一直被认为是一首革命歌曲，一支游击队歌曲。1880年，第三共和国把它正式定为国歌。后来，笃信民族主义的右翼反对派，在接受三色旗的同时，也同意把马赛曲做为国歌。极左反对派也在反法西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时代里，接受了马赛曲。

今天，马赛曲在全民族的或军事的庆典场合，总是要演奏国歌。但是，它早已不像过去那样深孚众望，因为，它变成了日益扩展的和平主义的受害者，也因为，在探索其它价值标准的法兰西社会里，蕴育着一种反民族主义的情绪。

对于国旗历史的心身平行论，我们的介绍就到此而止。有人说，即使欧洲州旗已经深深地受人喜爱，但从音乐性，至少从知名度来讲，马赛曲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代表法兰西共和国的寓意形象，是一位通常戴一顶弗里吉亚帽的妇女，这虽未写入宪法，但我们可以赋予她某种官方特征，因为，在国家印玺、硬币和邮票或其它政府行动和责任的标记上，都有她的形象。这又要上溯到法国大革命时代，在推翻君主立宪制、摈弃了它的印徽和带百合花的国徽之后。大革命不能没有自己的替代徽记。于是，1792年9月末，国民大会宣布：国家玉玺将带有“自由的形象”。然而，几个世纪以来，传统的寓意画象著述，都把弗里吉西帽视为自由的特征。根据1792年的一项决定，这顶帽子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的主要徽记。从此，它就义无反顾地进入了法兰西历史。共和派胜利之后，力图使自己的形象得到全法国的确认，法国戴上弗里吉亚的寓意，受到了普遍赞同，在某种程度上，这顶帽子已经法国化了。自十五世纪末起，弗里吉亚帽被法兰西国有化的特征，变得更加鲜明，以至全球自由的寓意，也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头部的饰物，（最著名的是巴托尔迪雕刻的纽约自由神头饰）。

在十九世纪错综复杂的历史中，有一些共和党人，认为弗里吉亚帽过于革命化：平等与和平的共和国象征，应该用其它方式表现（例如橄榄枝）。我们共和国象征的历史故事，除经历过述那些一过即逝的插曲外，还有几个更为著名直至今天还依稀可见的创作。

一个是，1849年发行的法国第一枚邮票，也称为献给色列斯（译注：罗马神话中的谷物女神）。另一个，是坐在国玺上，以太阳为头饰的共和国像，还有挂在公证人家门上的盾形纹章，以及荣誉军团奖章上的头像。

各种各样的法兰西共和国寓意形象，是由硬币和邮票使之官方化的，大多数是戴弗里吉亚帽的玛丽雅娜，戴帽与不戴帽的大量形象连绵不断地延续着，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播种人”（欧·罗蒂创作于1897年），不仅形象与众不同（小幅全身像），其深刻的寓意，或更简单一点说，她的魅力是无与伦比的. 这个妇女形象，代表革命的共和国，代表聪颖的“法兰西共和国”，代表法国。这个形象也被用作它途，变成了与以上表示国家标记完全不同的载体；如公共广场的雕像，各种建筑物的内部装饰，半身像画家、雕刻家或版画家的自由创作主题，舞台或街道上的生动寓意图象，个人收藏或私人家庭陈设，尤其是，报刊上的讽刺画更为多见。这一切，都是自由的，非官方的，也是可以争议的。

从1792年起，这位别名叫“玛丽雅娜”的形象，在一切法律详细规定 外，以同样的自由，被有根据地使用着。到了今天，戴着弗里吉亚帽的共和国妇女半身像，连同她“玛丽雅娜”的名字，似乎专门在市政府机关里使用，（更主要用于国家政治事务中），但也经常出现在民间或媒体及娱乐活动里，这与共和国官方的严肃性相去甚远。

然而，近来一位表情安详的玛丽雅娜，正式与法兰西三色旗结合在一起，成为最直观的识别国家公共职能的标记。从1999年起，凡省、部级或使馆发出的带台头信件，小册子、表格、广告和信息载体都必须有此标记。

很久以来，关于公鸡的说法总是莫衷一是。从耶稣受难的故事讲起，公鸡是基督教义中，警惕性的象征，但长时期以来，由于公鸡和高卢拉丁文化的亲近关系（高卢人高卢鸡），公鸡的象征，已融入了法兰西民族文化。当然，也不应忘记公鸡勇敢和勇于战斗的好名声：公鸡的品格，就是非常法国化的著名品格。

尽管如此，把公鸡定为正式的民族象征，从来不过是一种微弱的愿望而已，在大革命年代，七月王朝和第三共和国时期，都先后做过几次尝试。公鸡被拒绝的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是，选择一个动物做为象征，这种选择的本身就有某种纹章的意味，也就是“封建”的东西，所以，不好。其二是，无论为何，公鸡也是家禽饲养场中的动物，不能与狮子、雄鹰置于同一水平线上。

鉴于上述原因，公鸡仅被派上了两种用场，尽管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但至少与国家的政治尊严相比，只能屈居次席：一种是，它象征着我国优秀的体育事业，另一种是，在某些纪念世界大战中阵亡将士的建筑上，用做勇敢作战的象征。

在洛林双十字的旗帜下(至少是在法国分担的地区)，法国参加并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自由法国和后来的抵抗运动，之所以选择洛林双十字作为象征，就是因为要区别于当时维希政权继续使用着的三色旗。现在，洛林双十字，通常用做回忆1940—1945年代的建筑物标志，从瓦列里山，到极不知名的村野地区，大凡游击队战斗过的地方，均有此标记。

第三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戴高乐将军，通过提高总统任期（1958--59）的地位，为洛林双十字旗做了更多的工作。在纪念他入主爱丽舍宫的纪念章上，用了字母“V”框起洛林双十字的形象；取代共和国妇女形象的第一人就是戴高乐将军。对洛林双十字标记，将军的这一创意，具有双重推动的含义，这势将迫使戴高乐的继承人，也要为自己选择各种个人纹章。

那么，法国有没有建筑物形式的象征呢？第三共和国放弃了重修1871年被大火烧毁的推勒里官计划，继续把政府机关放在几世纪前修建的宫殿里（卢森堡宫、波旁宫、爱丽舍宫等）。宏伟的华盛顿议会大厦，既是博物馆，同时又是共和国象征性标志，巴黎却没有任何建筑物可与之相比。

与它最近似的共和国象征性建筑物，当属巴黎的先贤祠。它原是路易十五时代建成的圣。热内维耶瓦教堂，1791年被收归国有脱离宗教后，改为埋葬“伟人”的墓地。十九世纪，先贤祠变成了反对共和国的右翼势力集中火力进行攻击的靶子。1814年到1830年间，它被归还教会。1851年到1885年间，因为这里埋葬着叱咤风云的历史名人而受唾弃（伏尔泰、卢梭、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马塞兰·贝托洛和让·饶勒斯等），有人不太夸张地说，到二十世纪中期，先贤祠依然只是左派的先贤祠，右派真正的先贤祠，是巴黎残老军人院（蒂雷纳沃邦、拿破仑、福煦元帅等），但是，法国右翼大约像过去自己曾经主动接纳共和国那样，也向先贤祠表示了尊敬。1964年无疑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戴高乐将军将让穆兰的遗体放入了先贤祠。按照 两大阵营的观点，这件事实本身，已经表示同意承认拉丁区的伟大祠院是全民族的，也就是说，原则上，也像过去共和国和她的旗帜及其弗里吉亚帽一样，先贤祠也是实现法兰西政治统一的一个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