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5日凌晨,著名翻译家、文学家杨绛先生在京病逝,享年105岁。
阅读她的作品时,在看似普通平实的文字之下,却总能感受到一种巨大而又稳重的力量。她用疏密有致的言语,讲述着她的平淡往事。她在105年的人生里,见证了社会的变迁,历尽了人生的坎坷,但从未怨声载道,流露更多的是一种包容,一种谦和。
今日,我们追溯她与法语的故事,一起缅怀这位有学问、有风骨的,真正的先生。
小时候的杨绛个性顽皮,但头脑聪颖,学习优秀。在父亲杨荫杭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
有一天,父亲问她:“如果三天不让你看书,你会怎么样?”她回答道:“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正是因为这股对阅读的热爱、对学习的热情,她才成为了文学界、翻译界的大人物。
杨绛先生精通中英法西四种语言,但她的法语和西班牙语都是自学成才。大学期间,她开始自修法文,并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成的法语让后来遇见的梁宗岱教授都称赞不已。
而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时,她已年近六旬。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堂吉诃德》的任务。仔细对比了多种英法译本之后,她觉得译本始终代替不了原著,于是便开始学习西语。三年之后才开始着手翻译。而她的这个译本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堂吉诃德》最好的译本,并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
不用担心没有专业老师,也不用担心已经太晚。杨绛先生用她的经历告诉人们,只要有心,没有学不了的东西。
除了作家、翻译家的头衔,杨绛先生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身份,就是钱钟书夫人。在清华学习期间,南国佳人杨绛和清华才子钱钟书,一见钟情,结为伉俪,后来又一同前往英伦留学。
两人一直相伴到老,他们的爱情被看成是天作之合。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某天,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的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然后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马上回复说:“我和他一样”。而杨绛答道:“我也一样。”
在生活上,钱钟书显得笨手笨脚,杨绛一人拿下了一切家务杂事,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在工作上,二人相互指点,分别给予了对方很大的帮助。杨绛翻译的法国名著《吉尔·布拉斯》,正是由钱钟书校订的。
两人对待语言、对待文学、对待翻译的态度,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精益求精”。二人曾经为了一个简单法语单词的发音,而起了不大不小的争执。
关于这段往事,在宋国明老师的文章《钱钟书和杨绛为什么因为法语bon的读音起争执 》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1935年,两人乘船出国到英伦留学,在船上,俩人为了bon的发音吵了起来。
她说钱先生的bon念得不对。钱先生不服,马上给予反驳。彼此都说了伤害对方的话,直到后来找到一位法国夫人求证,得出结论说钱先生发音不对,这才算了事。
这个bon字的发音太简单了,法语里多的不得了,mon、ton、son、oui ou non?钱先生的法语即便有乡音,那无锡话里既有浊声的b,又有鼻化元音,在bon这个单音节字上也难不倒他啊。何况,如果连bon都念不好,那钱先生的法语必定是处处乡音,难听得一塌糊涂,也用不着杨先生单挑那一个bon字的疵儿了。当年踌躇满志的钱先生一定是对他的发音充满自信的,别的不说,区区一个bon字还能念pas bon吗?
偏偏有个法国夫人证明他就是念错了!我猜不是因为bon这个单字钱先生念得不准确,而是bon的变音规则他不知道。Bon作为形容词有个阴性的形式bonne,哥哥bon,妹妹bonne,男士bon,女士bonne,发音不一样,分得一清二楚,这个钱先生肯定也知道,那是第一学期的法语语法。
但是bon在名词前作修饰语的时候发音就讨厌了,可能会变,在元音起始的名词前,bon的发音跟原本押韵的mon、ton、son不一样。我的朋友mon ami里的mon还是鼻化元音的mon(念mon nami),可是好朋友bon ami里的bon就不再是鼻化元音的bon了(念bonne nami了),它变音成bonne,虽然拼写上仍然是阳性的bon。
这个变音规则一般教科书里不提,学习者耳朵尖的,一听便注意到,如杨先生;耳朵不尖的,听了多少次也不一定会注意到,如钱先生。我猜,杨先生抓到钱先生的错,可能是在某个上下文情况下bon应该变音,而钱先生没变;但钱先生不知道该变,所以认为自己不可能错。俩人都理直气壮,怎能不起争执?
或许在普通人看来,为了如此小事起争执,委实没有必要。但学问中岂有小事呢。
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在他们的笔下,才会诞生被众人津津乐道、赞誉极高的作品。
杨绛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翻译的技巧》,向后来的译者讲述她从事翻译多年来的心得。
她不会因为自己的名声而自得,而是承认自己也有许多失败之处,但对于这些失败的地方,她也会反复推敲修改。她觉得:“由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就是从经验中摸索怎样可以更臻完善。”
即使精通中文外语,下笔成文,但她也会严格按照自己的程序,一步一步慢慢来。在她看来,翻译需要按照以下工序进行:“以句为单位,译妥每一句;把原文的一句句连缀成章;洗练全文;选择最适当的字;注释以及其他心得体会。”这几个步骤完成下来,必定需要不少时间,但因为她的认真,她能够沉住气的性格,才会有如今的盛名荣誉。
看尽了百年来的繁华、沧桑,也经历了丈夫女儿的离去,即使也会有悲伤,但在生活中,先生好似一汪溪水,平缓安静地在这起伏不定的世间流淌,与此同时,将她的人生感悟用简单朴实的话语传达给众人,带去温抚与安宁。
在她晚年创作、回忆过去的《我们仨》的末尾,她说:“阿瑗去世,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今日,先生离去,三人终于团聚。
家,是否已经找到了呢?
愿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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