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法国有这样一个奇女子，她当过路易十六的律师，又敢于公开向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叫板。她呼吁婚姻自由，为女性争取离婚的权利。小城镇呢绒商的女儿与贵族诗人的私生女，写出了男女平等的惊世之语。她有音乐剧《1789》的女主角的名字和比大片更跌宕起伏的人生。她就是法国第一位女权主义者Olympe de Gouges。

彪悍的人生也是从平凡中开始的。
Olympe de Gouges原名Marie Gouze，1748出生于Montauban，父母都是普通的小商人，但是——
她的生父就很厉害了。Lefranc de Pompignan不仅是货真价实的侯爵，在法国文坛也颇有声望，他曾经担任Marie母亲的家庭教师，两人的风流韵事据说在当地人尽皆知。

Olympe的生父，Lefranc de Pompignan侯爵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虽说我们现在对法国女性的印象往往是独立、自由，当年的Marie还要忍受包办婚姻的痛苦。17岁那年，她被嫁给家族屠宰场的一个重要主顾。餐馆老板Louis-Yves Aubry比她年长30岁，且为人粗鄙，这怎么看都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好在这段无爱的婚姻极为短暂。仅仅一年后，Louis-Yvees去世，年轻的Marie成为了寡妇，得到了解脱。
家乡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她决定带着儿子来到巴黎投奔姐姐。巴黎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在那里，她不再是Marie Gouze，她将成为Olympe de Gouges。但这一切的还离不开另一个人的帮助，他是Olympe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海军高级军官Jacques Biétrix de Rozières。当Olympe还是说着奥克方言，刚从小城镇来到大都会的Marie，正是他用人脉和经济支持让她跻身巴黎精英社会。于是，当这么一个雪中送炭的暖男向她求婚，她的回答当然是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Non.
也许是因为上一段婚姻给她带来了心理阴影，以致写下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一经典名言；亦或是因为只有单身才能进行自由的创作（当时法律禁止女性在未经丈夫允许的情况下发表作品）；又或许她只是要证明，也许她在经济上需要接济，但她的精神是独立的。也因此，她始终拒绝使用前夫的姓氏，她一切的著述都完全属于她自己。她和Jacques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但终其一生，她没有再嫁。
女权第一人

巴黎为Olympe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学习了“正统”法语的她开始了文学创作。她一方面很快融入了巴黎的文化圈，一方面创立了一个女子剧团，有理由相信她是个编导演全才。她的剧作针砭时弊，如《Zamore et Mirza ou l'Esclavage des Noirs》，就通过奴隶Zamore和情人Mirza的爱情故事抨击“黑人法典”（le Code Noir），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极为大胆，于是法兰西喜剧院的百般阻挠该剧的公演。Olympe没有泄气。她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在四处奔走活动的同时创作新的剧本，以实干向喜剧院的老顽固们抗衡。1789年6月30日，该剧终于改名为《L'Esclavage des Noirs ou l'Heureux Naufrage》并在喜剧院上演并取得了成功。
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提出“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Les hommes naissent et demeurent libres et égaux en droits），一时群情振奋。但是Olympe却看着“homme”和“citoyen”这两个阳性词被深深地刺痛。她和她的同胞为大革命的付出决不少于身边的那些男性，却依然得不到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1791年9月，她愤而写下“女性生来就是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与男性平等”（la femme naît libre et demeure égale à l’homme en droits ）。这则《女人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成了她最著名的作品。
除了为女性争取与男性同等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Olympe还认为女性应当获得婚姻自由，主张废除婚姻制度，允许离婚，保护非婚生子。这些想法竟都是在18世纪提出的，这种先锋和超前让笔者怀疑Olympe是不是从后面的时代穿越过去的。
先锋的寂寞和末路
Olympe只忠于自己的信念，从不考虑可能的后果和危险。她一直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反对暴力革命。因此她反对判处路易十六死刑，哪怕他恶名昭著，几乎人人都想将他杀之而后快。她甚至主动成为他的律师，为他辩护。
她的坚持没能保住路易十六的性命，也将她推向了死亡。

让Olympe获罪的《Les trois urnes》
1793年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期间，她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多次公开控诉罗伯斯庇尔和山岳派的独裁和他们崇尚的盲目暴力。她成为了头号公敌，被孤立起来。迫于压力，她的朋友们或是躲了起来，或是与她划清界限，连已成为军士长的儿子也公开表示与她断绝关系。在狱中她仍然笔耕不辍，写作政论，她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向强权抗争，永不妥协，永不退缩。
直到11月2日，她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翌日便被推上了断头台，结束了传奇的一生。

在她走向死亡的时刻，她高呼：“共和国的子民会为我报仇！”。她的坚定和倔强保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但她的内心一定也是遗憾、不甘的。
《女人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中有一句名言：女性有权走上断头台；她们同样有权登上议会的讲坛（La Femme a le droit de monter sur l’échafaud ; elle doit avoir également celui de monter à la Tribune）。被时代裹挟的她亲自践行了这句话的前一半，却未能看到后一半成为现实。150多年过去了，直到1944年，法国女性才获得了选举权，成为了完全意义上的公民。

2014年，Olypme曾被提名进入先贤祠，可惜最终败给了Germaine Tillion和Geneviève de Gaulle-Anthonioz。去年10月，她的胸像被安放在波旁宫（法国国民议会所在地），成为那里唯一的女性形象。能见证自己的后人完成了自己的理想，也许是对她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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