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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尔·于佩尔,当代最伟大的女演员之一,“影后中的影后”。她收入囊中的奖项包括2次戛纳影后,2次威尼斯影后(加上1次特别的金狮奖),不胜枚举的凯撒影后。18岁就开始荧幕生涯的她也长期活跃于世界戏剧舞台,和多位伟大戏剧导演有过精彩合作。
作为2017年法国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刚过去的这个风雨大作的周末,被粉丝昵称为“于阿姨”的于佩尔降临魔都上海,为我们带来一种古老而新颖的表演形式:在上海文化广场朗读玛格丽特·杜拉斯最为人熟知的文学作品《情人》。
在剧院朗读文学作品这样的演出形式,在欧洲(尤其是法国)由来已久,于佩尔在2015年就曾经于阿维翁朗读法国剧作家萨德的作品,获得空前成功。主办方此次将这种演出形式引进中国,并由国宝级的法国女演员来重新演绎,其背后意味深长。国内观众对于充满声光电效果的演出并不陌生,当一切返璞归真,当能容纳2000人的剧场中,唯一的声音,是女演员的朗读声时,这样特别的演出形式,旨在启发观众的想象力和自我感受力,回归最简单原始的感动,而不再依赖于过多的外界特效,不被特效引导。这种“不像演出的演出形式”,给我们带来的将是一种文化的质感和力量,体现文化的当代性和多元性。
在6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于佩尔与享誉海外的中国导演贾樟柯进行了一次“惺惺相惜”的电影对谈。作为法国领事馆特邀法语媒体,法语人全程直击了这个意义重大的文化周末。
6月10日:于佩尔VS贾樟柯
周六早晨,阵雨大作,却在午后突然优雅地放晴。我们不由得赞叹,天公都为这位法国美人网开一面。
“于佩尔对话贾樟柯”暨本次杜拉斯作品朗读媒体见面会于下午2点在上海文化广场如期举行,座无虚席。一袭红衣,搭配红色坡跟鞋与红唇的于佩尔老师,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众人视线中。自然而简练,除了戒指之外并没有过多的装饰,举手投足间闪耀着惯有的于氏气场。现场的她着实显地年轻,比镜头上我们熟悉的她更有活力,精致的五官,精致的妆容,无论如何也无法和64岁“高龄”联系在一起。
以一句中文“你好”开场的于佩尔,全程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大方,随性,却直率。在对谈一开始,原本处于翻译及贾樟柯之间的她就主动建议翻译将座位移至贾樟柯那一侧,这样翻译就可以同时与他们二人对视,一个小小的细节却体现了她对身边人尤其是贾樟柯的尊重。
正是这样的一位女演员,让贾樟柯甘心抛下100多人的剧组,专程来到上海与她做一番业内人士的交流,即使他们两周前刚在戛纳见过面。他说:“毕竟这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演员。” 她说:我真心谢谢贾樟柯,我崇拜你,你不知道,在我们国家有多少人喜欢你,你是中国的骄傲。“ 场面化的互戴高帽却依然透露着真诚。
作为专业人士,贾樟柯导演问出了很多我们的心声,其中不乏一些敏感而尖锐的问题,而于佩尔却坦率、冷静、又不乏俏皮地一一解答,透着浓浓的法式幽默、老练和自信。
下面,法语人为你忠实地呈现对话的精华内容。
于贾对话,英雄相惜
贾樟柯:这些年你一直是在舞台表演跟电影表演中交叉工作。对于舞台表演来说,可能你面对的是200个、300个真实的观众,就像今天一样。对于电影来说你可能潜在面对的观众是摄影机,这两种表演你为什么一直坚持同时在做?你觉得它们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于佩尔:对我来说这两者没有本质区别,甚至在技术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一般从传统来说,很多人觉得电影演员更多面对的是自己(confront yourself),而在戏剧舞台表演上更多面对的是观众。 但是我希望打破这样的边界,只是做一个好演员,考虑如何接近角色。不过唯一的小区别在于我经常和不同的导演合作,比如在戏剧舞台上,我跟美国的导演和波兰的导演合作,通过这种不同的合作方式来激发自己的个性。
贾樟柯:我有一次读到你跟电影手册的访谈,你一直在强调自己也是自己表演的观众,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于佩尔:我觉得作为演员,在表演的同时也从观众的角度观看自己。很多时候你需要抽身去思考,你需要不在自己的本我中思考,对我来说是用另外的视角方式看待我自己的表演,所以我自己也是一个观众。我自己看电影的时候也经常看着演员的表演,然后想:他在想什么呢?
贾樟柯:其实在中国,我想萤幕上特别是女演员的形象大部分是青春的形象,好像女演员有很大年龄的局限。但是于佩尔从17、18岁一直演到现在,特别是最近十几年爆发出特别强的表演能力,她的工作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女性的宣言,从十几岁演到现在,呈现不同年龄段女性的形象。这种表演观念是阶段性形成的?还是在一早建立起来并坚持下来的?
于佩尔:希望对大家来说我依然年轻美丽,哈哈(全场哄笑)。其实年轻时我也演很多受害者或者幸存者的女性角色,并不是一开始就演很强壮或者充满力量感的女人。这些幸存者与生活抗争,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在我所饰演的或弱或强的女性角色中,年龄从来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从女性的视角来看问题,定位她们的故事,关心她们的命运和思想了。如果做到了这些,我觉得已经是站在女性这一边了。
贾樟柯:我看有一个影评人开玩笑说于佩尔演过70多个角色,有35个是裸体出演的,35个是精神有问题的。当然包括我在内,大家精神有没有问题也不好说,可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觉得她能够接受各种各样的角色,比如说,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钢琴教师》里面,她有很多不堪的行为,包括在地上打滚受虐,我觉得可能对于法国、对于西方来说这样表演跟自我之间的关系,一早是建立起来的。但是可能对于中国来说,它还是具有非常强的启发意义,表演这个工作怎么用自己的身体、想象力去突破自我?打破自己的约束?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要经历的内心解放的问题,所以我想了解于老师是怎么跟这些角色相遇的?怎么做好准备?
于佩尔:那么我可能是同时裸体,同时又是疯子,我可能是“裸体的疯子”吧(全场又笑了)。我并不觉得演的角色是不堪的或者扭曲的,很多形容词是人们自己定义出来的,比如 “变态”,或者“不耻”,或者“乱伦”,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叙述自己的镜面,人们不敢面对自己内心的另一面,找出这些词来形容自己的恐惧,但是看到我演的这些角色后似乎又找到了共鸣。其实,我觉得人们挺享受这种扭曲感的。另外在演戏时我通常不太区分人物的好与坏,强与弱,我觉得这些都是混合的。而不是界限分明的,这才是真实的人性。
贾樟柯:看于老师的表演,包括从《钢琴教师》到《情人》或者前面的影片,对于我来说总有很奇妙的观影感受。有很多细节和表情的变化。你不知道她怎么获得那种饱满感,同时又保持了一个色调,保持了一个控制,保持了让整个影片获得一种镇定的质感,所以我可能会首先想知道在她表演中她的细节是怎么获得的?比如说在《钢琴教师》里面有一场戏,她从地下通道或者地铁出来在街上走,一出来就撞到一个男的,和一个陌生人撞了一下,她走了几步开始弹碰撞之后的灰尘或者痕迹,仿佛要把侵犯身体的灰尘弹掉,非常的细腻。像这样细节的来源是建立在案头工作的准备上还是在一种情绪之中?一种下意识的表演呢?
于佩尔:我太懒了,我一般是不做功课的。我很喜欢即兴表演,很多表演都是潜意识的。在演《钢琴教师》的时候甚至没有读过原著小说,因为哈内科导演叫我不要读。我甚至觉得有时候排练时的表演比正式在镜头前演出更好。因为排练时一切都是新鲜的,有最新鲜的感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也不太喜欢排练。对我来说表演是当下的,需要极度的注意力。我觉得当下这个瞬间也许没有魔力,但是却是有力量的。
掸灰的动作是写在剧本里的,这个角色显然不喜欢和人有身体接触。既然这么写,我就这么演了。我和导演通常各司其职,我们甚至不作太多讨论,却对人物性格有统一的认知。电影是观众和荧幕间的一种语言,也是导演和演员间的一种语言。是关于美的艺术,这种艺术不通过语言来表达。
贾樟柯:说到不同的导演,这几年于佩尔除了在欧洲拍戏之外,也非常的国际化,包括也跟好几位亚洲的导演合作。比如说跟洪尚秀合作。对你来说跟不同的导演合作,通过跟亚洲的东方的导演合作,进入到非常不一样的电影语言系统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去理解、适应一个新的导演的电影美学系统,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保留自我?
于佩尔:我从小做演员的理念其实就是“去别处”(Go somewhere)。这个别处可能是心理上的概念,比如探索自己,探索每一个导演内心的世界,探索每一个人内心不同的对于世界的想法。但是也可以是地理上的概念,去一个新的地方拍片。我确实是在跟一些东方导演合作的时候有更多不一样的感受,洪尚秀他的导演方式是从来没有剧本,很多人会说他的导演方式是即兴的,每天早晨给他一个新的场景直接去演了,边导边写剧本。很多时候他的一些电影是在9天内、6天内拍完的,在戛纳跟他有6天拍完一部戏的经验。但是其实他又有很矛盾的一面,虽然他的电影拍地很快、很短,但是却花很多的时间去做排练,而且他的导演方式是拍很多的镜头,做无数测试,有时候一天可以连拍20小时。他拉长了时间,但是他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中把自己的思考放在其中,这就是他的独特工作风格。和他合作确实激发了我的另一面,可能因为我不会说韩语,所以我经常听不懂他们的话,处于迷茫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被带入了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in another country”(在异国),可以说是非常贴切,因为我就是一个外国女人。而和菲律宾导演合作时,经常会有浸没式的感觉,他们给演员营造气氛,会给到很多非常真实的场景,让他们体验,看到火看到爆炸,很纪实性。在异国他乡拍片的时候有一种孤独感,我是很喜欢孤独感的人,因为这样我可以思考。
贾樟柯:是的,如果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好好看看她的电影。可以注意她的目光,对于时间的掌握,比如某一个瞬间表情的突然变化,沉默的实践的持续长短。
“I’m a very nice person” 于佩尔与现场观众的互动
观众: 是否考虑来中国拍电影?
于佩尔: 当然了。我很喜欢很多中国影人的作品,虽然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可我觉得我和中国之间有很亲近的感觉。
观众:您之前在采访里说过您自己与自己演过的角色并没有太多共通之处,您怎样形容自己呢?
于佩尔:Oh I’m a very nice person, but I can also be very silly if necessary.
于老师不假思索的这一句玩笑话成为了当天的高潮,这一句意味深长的自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在此不做翻译了。这句话似乎概括了她的个性:我是个好人,但是自我要求也很高,对别人的要求也很高。我可以装傻,也可以是真傻。我可以人很好,也可以很难搞。
观众:于老师有很多标新立异但是类似的选片。比如《钢琴教师》、《女人韵事》等。可以看出来大多数作品的人物都是跟道德有一个对立面,但是我们在看完整个电影之后,你没有办法用道德来对她进行指责,反而会更加理解甚至会怜惜作品里面的人物。我的问题是既然类型都差不多,那怎么选择呢?比如说于老师拍了《钢琴教师》,为什么还会拍《女人韵事》,因为都是差不多类型的。
于佩尔:我觉得选这种类似的角色,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我在做什么,而是跟谁做,甚至怎么做。对于我来说,我之前有合作过一些导演,每个导演有每个导演的方式,就算他们选择的角色有时候是同一种类型的,不同导演对于每一个角色不同的诠释方式也让我觉得很新鲜,正因为跟每一个导演有不同的火花和方式,才会继续选择这样类型的角色。风险越大,也许回报也越高(the more risky, the more rewarding) 。 作为一个个体,我其实在表演角色上没有什么道德界限,道德这个东西很多时候会被政治,或者被社会的一些影响给压制住。所以说我会用同理心去理解角色,不是他们人不好,而是被环境迫使成这样的人。
(全场最调皮最八卦的)观众:于佩尔阿姨在戛纳电影节之后,在她的社交软件上晒了一张她站在两个法国女演员中间的照片,照片里的她是一幅生无可恋的表情。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她当时在想一些什么,她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我特别想问她对此次她的戛纳之行是什么样的想法?
于佩尔:我只是开了一个玩笑,对于很多人来说在红毯上大家都要笑,大家都要穿地美美的,我的生无可恋只是一个玩笑。当时旁边两位法国女演员都瞪着我,心想这人怎么回事。但是我完全放空地在那边面无表情地往前看,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突然发生在她身上,然而其实在这样的场合一般只有好事情。 那一刻我觉得很好玩,所以就这样做了。
在媒体群访中,于佩尔对一个问题的回答给法语人小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们用这个问题为6月10日做上注脚:
“电影对你来意味着什么?”
“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看电影同样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6月11日:于佩尔VS杜拉斯
下午1点半,文化广场外已经人头攒动,绝大多数的观众都在30岁以下,这让小编大感意外。这种对中国观众而言陌生的表演形式,却吸引了大批年轻的粉丝,他们中不乏电影爱好者、戏剧爱好者、法语爱好者和文艺从业者。
剧场共分三层,舞台上唯一的布景则是一把椅子。于佩尔坐在椅子上登场,一身素雅的白裙搭配金色高跟鞋。接近90分钟的演出中,她用法语娓娓道来,将我们带回杜拉斯少年时代的东方,炎热而潮湿的湄公河。
剧场版本的小说主要分为三个章节,开篇交代了故事背景、湄公河、白人少女、紧张的母女关系。中篇是与来自抚顺的中国富少致命的相遇,“堤岸上的男人”及每天必须去的镶着蓝瓦的别墅。尾声则是落魄的法国家庭的绝句,离别,眼泪,和多年以后的重逢。
“我以为我写作了,却什么也没写,我以为我爱了,却也不确定是不是爱了。”白人少女曾经的自白。
“我依然爱你,我会一直爱你,我无法不爱你。”堤岸上的男人说。
演出在这里结束。
整个演出的不同章节间仅用音乐进行过渡,包括西方音乐与越南传统音乐,以配合小说场景。屏幕上也仅有最简单的布景:船。于佩尔全程极少使用肢体表演,除了手势,站立,坐下,配合音乐的舞蹈之外,她仅有的表演工具就是她自己的声音。
大部分的时候她的声音冷静,沉稳而平铺直叙,只有在一些自我讽刺的桥段时搭配冷笑,在最后的离别时搭配哭腔,哼唱肖邦。在情绪上她收放自如,仅出现两次情绪的高潮,分别是在描述母亲的疯病及爱情的逝去时。那些充满负面意义的法语词汇从于佩尔口中流出,一声强似一声,充满歇斯底里的力量。
大部分时候,她是克制的,却完美而自然地呈现了法语的韵律美,简直是一曲律动的诗歌。虽然我们所看到的是朗读,不是戏剧,不是电影,却有一种无形的画面感,一瞬间我似乎回到了于佩尔的各种经典电影中,似乎那个熟悉的“神经质”女人又回来了。
我想我明白了,对她来说,电影与戏剧,真的没有分别。
长达3分钟的谢幕,几度返场,数次鞠躬。观众集体起立鼓掌。她成功了。
“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意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你现在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那时的容颜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是杜拉斯的《情人》中最富盛名的选句,虽然并没有出现在现场朗读的桥段中,却极好地诠释了于佩尔与杜拉斯的相似处:才华出众,永远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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